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从市场经济到经济建设、从社会建设到社会治理、从社区参与到社区营造、从基层自治到协商共治，先后提出许多思路和做法、探索许多方式和路径，但是仍然遇到很多问题、面临很多困境。如在防控“新冠”疫情初期，实施“隔离观察”“居家防护”“小区防控”“路口查询”措施的时候，也遇到一些民众的不理解和抵触，增加防控工作的难度。经过党员干部、社区人员、志愿者等的劝导和协调，较快转为有序防控、有序生活状态，为打赢防疫阻击战和攻坚战奠定基础。这表明，提高公民素质、形成有序治理极为重要。为此，党和国家鼓励各级部门、社会组织、城乡居民开展了积极探索。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决议》提出“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这里提出了正确的方向，还需要党员干部、志愿者、群众不断探索和实践，也需要专家、学者不断思考和创新。正是带着对这一问题的思考，我偶然发现闫加伟撰写的《社区治理方法论——社会创新者说》，非常欣喜。虽然现在流行网络淘书和购书，但是我仍然习惯不时到书店浏览书籍和“淘宝”。这次在书架上看到加伟的书，翻了几页就决定购买了。我感觉《社区治理方法论》的书名有点太“高大上”，容易让人以为是“高深”“深奥”的学术论著，望而生畏、敬而远之。
其实，我认识和了解闫加伟，他是个行动中的思考者，不是“书斋中”高谈阔论的人。随着我认真阅读这本书的具体内容，发现都是来自作者参与社区治理创新、参与公益志愿服务的思考和观点，非常有洞见、非常有启迪。对于社区人、治理人、公益人和志愿者而言，这是“一本贴近现实的书，一本艰难前行的书、一本睿智益人的书、一本激励创新的书”。因此，没有受任何人的委托，我自己想写一写“读后感”，与广大社会治理实践者、公益志愿服务实践者分享。我也想分享一个“世纪追问”：“娜拉进来以后”怎么办？在近一百年前的1923年，鲁迅先生发出“娜拉出走以后怎么办”的著名追问，对于那个时代一些时髦人士简单、肤浅地追捧“娜拉出走”（《玩偶之家》人物），为“女性解放”热烈欢呼，是一剂清醒药。那时鲁迅的答案是：如果社会机制和习俗不改变，“娜拉出走”的结局必然是“堕落或回家”。一百年后的今天，社区治理面临更多新难题，越来越多“追求个性”“追逐利益”的“娜拉们”共同在社区生活，造成了纷繁的隔阂、矛盾、纠纷乃至冲突……社区人需要怎样逐渐调解和转化，进而培养什么样的社区共同体精神，闫加伟的《社区治理方法论》直接或间接在回答这些“追问”，他没有提供浅显和简单的答案，而是在复杂和曲折的思考中不断探寻、不断前行。
1.两代人思维的差异与碰撞
改革开放以来，在经济学界、社会学界；公益探索者、志愿者群体中，都出现“代际差异”。我与闫加伟认识，也在社会治理、公益慈善、志愿服务的会议和活动中见过。我们交流不多，但是相互信任。我一直感觉与加伟是两代人的思维，这次阅读本书，更是明确了这种差异。从《社区治理方法论》写作的角度看，加伟是站在中年创新者的视角，一方面与“老年”（从传统走过来的人）交流；另一方面与青年（90后、00后乃至10后）交流。我认为闫加伟是从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后的社会治理、公益志愿远景来看待现实；同时从现实可行性中寻找未来发展的路径，将社区治理的实践不断推向前进。正如书中所说，“对于社会创新者而言，我们已经无路可退，退不回那个机会遍地的时代；我们面临的又是最好的时代，个人力量的拓展，互联网带来的共享技术，社会发展带来的广泛需求，都是我们的机会，很多方面都需要我们跨界去拓展。”
可见。闫加伟他们这一代人，以及更加年轻的一代人较多从世界及中国未来社会创新、社会治理、公益慈善、志愿服务的发展前景中把握机遇、把握方向，从而启迪现在的探索实践，促成积极的发展变化。相比之下，我们是经历“文化大革命”、参与“改革开放”、走进“社会创新”的“老一代”（50、60年代出生），做事比较谨慎，注重现实的可行性和可收效性，往往较多考虑五年内能够实施和推进的措施。我曾经介绍自己对社会治理、社会创新的看法，“中国社会创新的‘一体两翼’（党政统筹支持、社会组织运作、志愿服务普及）格局，关键是要形成协同发展、资源共享的机制。社会转型的初期，从原来的‘一统天下’到出现其他社会力量，出现不同的创新契机，党政部门及其干部需要转变观念、调整心态；社会组织领袖及成员需要扩大视野、增强责任；志愿者需要提升素质、拓展服务。”［4］这些思维也体现“老一代”治理探索者的特点，就是把握现实、逐步推进、稳步发展、力求有效。
虽然我与加伟是两代人的不同思维，但是我很欣赏他们的超前、敏锐、务实、进取，更钦佩他们的追求与雄心。记得有一次我要去上海，托加伟联系两家民间公益组织进行考察和交流。加伟同时提出一个交换条件，要我参与他们举办的公益沙龙并介绍珠江三角洲地区志愿服务的发展状况。我问，“什么沙龙？”加伟说，“壹号公益沙龙”。我一下子“惊”住了，上海人就是“厉害”，将公益沙龙定名为“壹号公益沙龙”。我们其他地区再举办公益沙龙，就只能选择“二号沙龙”“三号沙龙”“四号沙龙”或者“零号沙龙”。也就是说，最有高度、最有亮度、最有影响力的“公益沙龙”便是加伟他们的“壹号公益沙龙”了。
其实，加伟在这本书中，探讨了很多“没有结论”“没有捷径”的治理问题，恰恰就是他们超前思考和敏锐地发现问题，为进一步探索创新提供方向的思维特点的充分体现。应该说，我与加伟两代人思维的差异和碰撞，也能够带来很多好处。一方面，我们的“慎重”和“加伟们”的“敢闯”，存在互相学习、互相理解、互相吸收、互相支持的关系。50年代和60年代的人，在追求创新的时候，总是记着历史的教训，减少冲动和冒险，让改革和创新更加稳健。80年代、90年代新成长的人，更加没有负担、更加奋勇向前，同时也理解和珍惜前人的叮嘱、提醒。这是一种新型的社会化过程，“能动地赋予个人以创造性，帮助个人吸收进步的积极的价值，换言之，这种社会化不仅可以能动地促进新的社会价值的产生，而且能够有效地培养个人参与社会变革和创新实践的能力。”［5］因此，我们更愿意欣赏和支持“加伟们”的思考、探索、创新、前行，勇敢探寻中国式社会治理与社区治理的道路。
2.在“有路”中悟“无路”
加伟是一个不满足于现状的人，也非常善于从社会现实中发现问题、发现难题。在社区治理、公益慈善、志愿服务领域，我们经常听到某个城市、某个社区、某个村庄“创造了”什么“新模式”“新路径”，取得什么成效。一般的干部、社工、专家，就会满足于这种“经验”，进行总结宣传。我自己有时候也犯了这种“肤浅”的毛病，给予肯定的某个“创新经验”，不久就面临难题、难以为继了。本书中，闫加伟剖析许多风靡一时的“经验”，面对复杂多样的社区状况和民众需求，出现种种困境。特别是“按照行政手段去推进深度治理，必然会遇到不尊重社区发展规划、讲业绩、形式主义的问题。推进一个项目，半年就要开现场会，这样的方式对于社区治理，尤其是深度社区治理真的没什么用处。”
为此，他敢于在流行的“上面有什么要求，下面出什么经验”“一片赞歌”“交互称道”的局面之外，提出深度的思考和质疑，确确实实需要睿智和勇气。目前，社会上存在的最大问题就是急于“寻找答案”“寻找模式”。这样会导致两方面的问题：一是这个地区总结的社区治理方法只能暂时缓解浅层次的问题，尚未触及如何解决深层次的难题。二是这个社区的经验具有特殊性，推广到其他社区就可能“水土不服”，难以见效。所以，社会创新者不应该是仅仅听见某个社区、某个机构的“成功经验”就欢欣鼓舞、全盘吸收；也不应该是对各类探索和实践都持否定态度，陷入绝望；应该学习借鉴加伟他们的思维，持续地、积极地、包容地关注社区、机构的探索创新。
3.在“无路”中寻“有路”
加伟不仅是一个先行的智者，敢于发现问题、剖析问题；同时又是一个“乐观主义者”，相信只要坚持和探索，就能够找出不断解决问题的方法和路径，不断推动社会与社区进步。所以，他不满足于“唱唱跳跳”“自娱自乐”的社区参与，为破解“综合社区治理”“专业服务发展”的难题苦苦追寻。他不仅仅是思考者、分析者，而且一直在身体力行、探索前行。从大学的社会工作专业毕业不久，他就参与创办“青年家园”，到担任行政职务的时候他又业余创办“壹号公益沙龙”，再到最终辞职，投身“公益苦海”创办“社邻家”社会组织……他不但坚持追求自己的社会创新目标，更重要是支持和推动更多创新人、公益人的坚毅前行。加伟分享他做社群的三点经验，“第一是无我，即你的这个平台要为成就大多数组织机构服务，而不是所有事都为成就你自己这个平台，尤其一开始的时候。当大家都成了的时候，你的平台也就成了。第二个是无为，……第三个是无界，无界就是一定要跨出公益或者不要把自己局限于某一个专业领域。”
这其实就是在“无路”中探寻“有路”的最佳注解，即不被纷繁热闹所迷惑，不被繁杂琐事所迷惑，相信自己的追求和目标，不断聚集志同道合的人群，不断发现可以尝试的路径，不断推动社会的点滴进步。
4.“娜拉”和“娜拉们”进来后怎么办
阅读这本《社会治理方法论》的时候，非常奇怪的是我脑子里经常闪出“娜拉出走以后”的名言。1923年，鲁迅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演讲的时候，提出“娜拉出走以后怎么办”的问题，也就是个人意识觉醒之后，走向社会面临的生存与生计困境。近一百年后的今天，我们却面临“娜拉进来以后怎么办”的问题，即每一个自我意识觉醒、强调个人利益的的人聚集在社区，如何生活与共存。自从改革开放和发展市场经济以来，彰显个性和强调利益成为一代又一代人的特征。尤其是90后、00后的个性观和利益观非常突出、非常特殊；这时候，反过来激发老年一代维权的意识。如是，在社区治理和公共服务中，不是什么事情好不好或应不应该做，而是做什么事情“不触及利益”。
然而，现实生活中根本就找不到“不触及利益”的事情，社区工作者不作为的时候引起利益群体抨击，有作为的时候引起利益群体攻击。因此，我提出“娜拉进来以后怎么办”的命题。如本书中说道，“建公共设施可以，但是不能动了我的利益。如果侵害了我的利益，我就是不同意。就像加装电梯，一楼居民就不愿意；垃圾分类建垃圾房，靠近建设点的居民就不愿意，这些都是深度利益问题。”我们不能说这些利益群体“不懂法律”“不讲公德”“不理解他人需求”。从道理上，这些“娜拉”和“娜拉们”对很多法律、政策、规章、措施都了解，但是都是寻找对自己有利的条文，忽略对自己不利的条文。当社区生活“极度利益化”的时候，就无法开展对公共利益有任何好处的事情。加伟的书没有回避这些问题，也没有仅限于谈大道理，说“不应该怎么样”；而是结合许多相关的问题和困境，提出不断细化治理思路、完善治理措施，不断根据社区情况变化而调整创新的策略。这些并非“高大上”而是“小巧灵活”的思路、策略，对于社区工作者、社会公益人都是有启发和指导作用的。
5.路是人“踩出来”还是“走出来”的
鲁迅说：“路是人走出来的”，“这世上原本没有路，人走的多了，就成了路。”然而，现代社会生活中，不论是社区治理，还是乡村治理，就面临“路”的困境和难题。因为，有些人明明知道“走路”的方式，却总要“踩路”。从“踩路”的恣意到“走路”秩序的协商有漫长的过程。过去，总以为只有文化素质低、缺乏见识的人“难打交道”。
现在的社区治理却出现很多新的情况，不少人单纯从自己的利益和兴趣出发，随意“踩路”，造成社区关系紧张和社区工作受阻。正如书中描述，“上海某区有一个规模超大的楼盘，居民的民主意识和参与意识特别强，自发组织动员的能力也很强，也有一些民间领袖，通过网络动员起来，以前是BBS社群，现在是微信群。动不动就联合起来，网上签名，联合抵制，一签名就是上万人规模，导致很多好事也办不下去。”这些能够运用BBS、微信、微博的人群，文化素质和技术能力都不低，但是却有意忽略其他群体的需求（有些可能是非常迫切的民生需求），只考虑自己或小群体的舒适安逸，造成社区治理频频受阻。为此，不论是老旧小区还是新建小区，不论是文化水平低的居民还是高知人群，重新建立社群意识和社群关系，回归“邻里互助”“邻里谦让”，营造和睦友善的社区关系，都是非常必要，但是，这需要经过艰难的磨合过程。当今人们培养“走路”的理性和秩序，不仅仅靠讲道理、提要求，还需要法规和伦理的支持，让每一个人在社区治理的环境中都倾向正面的思考、接受理智的选择。
6.社会治理的“经验”与“专业”
近年来，我们一直强调社区治理、社会服务的专业化，在社区工作中引进了社会工作者、心理工作者、法律工作者等共同参与，发挥专业人士的积极作用。但是正如闫加伟分析，一到综合治理的“深水区”，这些“头头是道”的专业方法却使不上劲，无法有效解决问题。有时候，还是需要“老书记”“老主任”的土法子，不论是“果断裁决”还是“软硬兼施”，都能解决现实问题。因此，“专业”的水土不服如何医治，“经验”的固步自封如何转化，这两个问题都值得思考。为适应新时代美好生活的需求，促进更多社区管理者专业素质发展，促进更多专业人士积累社区工作的经验，都是非常必要的。加伟在书中写道，“我一直有不少困惑：成都社区营造为什么能发展成今天的样子？……我经常去成都，每次都会进行深入的参观，和当地的机构工作人员、社区书记，以及委办局领导交流，所以我对成都市社区营造有了自己的感受：成都市的社区干部做事的主动性和积极性特别强，做事认真，求知欲和投入度都非常强；成都市自市委书记到各级干部都非常重视社区营造，成都的社区建设特别有活力。”
从描述中可以看出，成都的一些部门和委办领导、街道领导、社区书记和主任就是不断了解和学习专业知识，将党政工作与社区营造有机结合，创造许多新特色、新变化。我在现实中也接触到不少“专业型”领导。珠江三角洲地区有一个街道新任党工委书记和我交流，第一句话就问，“谭教授，志愿服务能不能从1.0升级为2.0？”我问，“什么是1.0，什么是2.0？”书记说，“1.0的志愿服务就是文明创建、扶贫助困、邻里守望，这些我们还要做。但是我们现在最需要2.0的志愿服务，即宜居环境、乡村振兴、社区治理等方面的志愿服务。”为此，该街道在开展“关爱行动”十年的基础上，探索新的做法和路径。所以，越来越多的基层领导、党员干部学习和掌握社区治理的专业知识技能；越来越多公益社会组织的人员积累社区治理的“土经验”“土办法”；相互结合才能够探寻社区治理的发展方向。
7.中国路径：引领、服务、治理、营造、创新
加伟在书中尽量避免总结性、定论性的语言，而是通过讨论和分析，启迪读者理解当前社区治理的难题、症结；也有勇气不断探寻化解矛盾、推动社区治理前进的路径。也许，不追求“一贴就灵”“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沉下心来探索和思考，就是中国式社区治理的必然之路。同时，通读《社区治理方法论》一书，我看出其中的线索和脉络，就是“引领-服务-治理-营造-创新”的不断循环。
第一、引领。这是中国国情所决定，也是中国发展所必须的，在社区治理中不可忽视。“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12］从改革开放以来的现实看，党的正确领导，党的有力领导，就是引领中国人民面对国内外冲击和挑战，坚持定力、坚持发展的重要保障。同样，在社区自治，社区协商议事的过程中，如果不能坚持党的正确引领，就会出现各种利益集团不顾大局、不顾实际，纷纷将公共设施和公共资源转为私人利益的状况。所以，民主和协商是非常好的现代社会运行手段，但是要在正确引领下才不会出现偏差、导致混乱。如果社区工作者、社会工作者、志愿者、居民都能形成共识，主动将党的正确引领作为社区治理的基本保障，就有利于民主协商的有序、法制、有效推进，有利于兼顾最大多数群众的利益，建设良好的社区生活氛围。
第二、服务。从群众的角度看，“说一千、道一万，不如做一件好事。”因此，不论是社会治理专家，还是社会工作者，或者社会公益创新人，都要着眼于了解社区居民需求、提供切实有效服务，从而赢得居民的信任和支持，为治理创新奠定基础。“邻里守望志愿服务通过贴近社区农村、贴近群众生活的关爱和帮助，不仅仅解决民生问题、创造生活快乐，而且有利于引导民情、引带民意，化解负面情绪，弘扬正能量，促进社会群体的共同理解、共同发展。”只要社会工作者以关心和服务的姿态进入社区，与居民交流，设法排忧解难，就能够走进群众的心中，了解其所思所想，也为开展社区治理建立良好的基础。
第三、治理。这是社区中大家都关心，但是大家都难以做好的事情。2013年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首次提出“社会治理”的时候，不少专家分析，“传统社会管理是垂直管制，现代社会治理是多元共治。”我当时就存在质疑，“多元如何不混乱，共治如何不冲突”是最大的难题。如今看来，这不仅仅是中国社区和乡村的难题，也是世界各国的难题。从加伟这本书中也可以看到，一些引进的现代治理方式，在我国的社区中“水土不服”，效果递减。所以，各地探寻出“一体多元、多元共治”“协商共治”等不同的路径，既有成效，也遇到问题。加伟在书中倡导用“社会创新”的思维，“社会企业”的方式，推进中国式社区治理，应该是很有启发的，但是仍然需要在实践的验证中不断地修正。
第四、营造。“社区营造”一词是“舶来品”，但是在内地的社区生活中也可以找到一些踪迹。关键在于不能满足于“引进、借鉴、照搬”，而是要不断适应社区状况和居民喜好，进行调整和改变。正如加伟在书中所说，“社区的‘参与式设计’应该留下一些东西，这些东西不仅仅是大家参与设计的空间和时间，还应该留下软性东西，比如‘社区营造社’这样的自组织，它可以使居民参与成为一种社区文化。”确实，不论是专业的“社区营造”还是“参与式”的社区营造，如果满足于设计一些景观、开展一些活动，就缺乏内在生命力。真正在社区中培养“营造爱好者”，并且结成“营造”自组织，或者“社区营造”的公益机构，才能够将这种有益的事情持续下去，不断产生积极效果。
第五、创新。这是中国式治理必须具备的思维，即不能满足于一时的成功经验，一时的成功方法，要根据社区状况变化和居民需求变化，及时调整和创新。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就有不少社区创造出好的治理经验，但是往往初具雏形就受到经济发展、城市转型的冲击，无法适应新形势、新要求，缺乏持续的生命力。加伟这本书的副标题是《社会创新者说》，表明他就是愿意做一个不断创新、不断探索的治理倡导者。这一秉性是最值得大家学习的，也是社区治理保持生机和活力的关键。读闫加伟的《社区治理方法论——社会创新者说》一书，我有感而发了一些观点，希望与作者以及社区工作者、社会工作者、志愿者有更多交流沟通的机会，大家共同为城市和乡村的社区善治探寻可持续发展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