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建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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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建团100周年，我作为从大学毕业就到团校，在团校工作一辈子，从团校光荣退休，“一生就做好一件事”的“团校老人”，确实有很多感触和想法。感谢团校，提供我教学和研究、思考和创新的空间。感谢共青团，提供我贴近青年、永葆活力的机会。感谢伟大时代，提供我勇于探索、不断贡献的动力。在此，我选取一些在广东团校工作生活期间的点滴回忆和真切体会，提供全国各地的“团校人”分享交流。
我很幸运，改革开放的1978年参加高考，考上暨南大学中文系读书；1982年毕业分配到广东省团校做专职教师。说实话，当时的毕业分配是学校安排的，我到任之前不太了解团校是做什么的，有什么具体工作。记得团校领导和司机，开着“人货车”（那时候团校只有一部前面坐人，后面载货的车），看到我从宿舍搬出一箱箱文学艺术的书籍，说了一句，“小谭，你以后的书会换其他的内容。”我最初不明白，但是到了团校之后，伴随接触青年发展和共青团工作的需要，就购买了很多哲学、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的书籍，那时候真的是夜以继日的阅读，让自己吸收很多的知识营养，也成为后来教学科研创新的基础。那时我们住的是团校集体宿舍，一间房四个人，两位教师，两位司机。因为我床边书桌的台灯开得很晚，都在看书，其他人用“一盏台灯”描述我的特征。回想起来，团校青年教师的阅读与思考是特别重要的。我那时候很少闲聊，有空就看书；甚至在路边等候公共汽车也看书，饭前饭后一小会也看书，因此在团校都被大家戏称为“书迷”“书虫”。但是，团校的前辈，不论是领导老师还是后勤人员都非常爱护我，尊重我的个性，不压抑不干预，提供我阅读思考的自由。迄今，我回想起来，依然非常感谢广东团校的领导和同事。
在广东团校工作是非常幸运的，有很多机会参与团省委和各市县团委的工作，有很多机会了解社会和青年的状况。印象最深的是1983年夏天，我陪同共青团广东省委组织部领导到深圳经济特区调查青年发展与团工作创新。当时深圳特区正是破土动工、处处工地的状况，我们住宿的房间是团市委所在地旁边刚刚建好尚未装修的“毛坯房”。组织部长是领导，在一间房挂了蚊帐、打个地铺就独自工作休息；我和组织部干事两人在另一间房挂蚊帐、打地铺工作休息。虽然条件艰苦，但我们在调查过程中非常充实、非常兴奋。记得有一次去探访“新长征突击手”，是一位来自梅州山区的客家女青年，兴办深圳特区后就来打工谋生，是在一家“三来一补”企业工作。其实，就是一个原来非常简陋的大队工厂车间，厂长室就是车间旁边木板间隔的小屋子。一次，外贸公司带着海外企业家过来，外商拿出一个皮手袋的模板，要求工厂三天作出一模一样的样品，就可以订货生产。厂长看了皮手袋的工艺复杂，提出要五天时间，外商坚持只给三天时间。正在争执不下的时候，青年女工送货经过，拿皮手袋看了一眼，说“我能做！”外贸公司的人员为此高兴，就说“你做做看，三天后我带外商来收货。”女青年后来告诉我们，她大意了，最初看皮手袋外表的工艺，应该三天做得好；但是仔细看里面的工艺也很讲究，一般三天是无法做到的。她说，“不管怎么困难，我答应了，死都要死出来（客家土话，累死累活也要做好这项工艺的意思）。”于是，她不仅白天琢磨尝试，晚上也不睡觉，继续探索工艺，终于在第三天中午作出样品，为工厂赢得订单。这个女青年的事迹被特区团委上报到团中央，获得当年“新长征突击手”的表彰。那几年，关于深圳经济特区的宣传报道有很多，也有许多激动人心的故事。然而，我一直为这个小小的“我能做”事例所触动、所启迪。改革开放就是给了千千万万的团员、青年机会，不论是青年员工、农村青年还是个体户青年、外来流动青年，只要拼搏奋斗、敢闯敢干，就在为社会做出贡献的同时，赢得自己的精彩人生。从此以后，我经常到社区农村、工厂学校了解团员青年情况、收集奋斗进取案例，对于在团校的讲课和交流有非常大的帮助。还有一个经历，就是我在1982年秋天和1983年春天，抽调到广东省“五四三检查团”（五讲四美三热爱，也就是现在的精神文明建设），分别到湛江地区和梅州地区全域检查督促，每个地区检查一个月，深入到各个县镇、村居，与各种类型的基层干部、党团员、群众交流沟通。这个特殊的经历，让我对广东省的沿海地区、山区农村有了“解剖麻雀”的深入了解，也成为后来思考城乡青年发展、志愿服务发展的参照要素。因此，青年时期有较多的机会深入基层、调查研究，是非常宝贵的教学科研资源。
说起问卷调查，我最初是一窍不通的。我大学的专业是汉语言文学，喜欢的是读诗歌与写诗歌，毕业到团校工作之后，为了了解青年发展情况、团工作创新情况，就逐渐接触社会学知识，接触问卷调查、访问调查等方式方法。第一次调查是非常偶然的机会，但是“偶然中有必然”。1984年，我兼任84级团干大专班的班主任，这个班招收的是在高中阶段有团干部、学生干部经历的“苗子”，培养成为新一代团干部。我与学生干部冯希、何争、张丹等商量，再吸引凌冲、卢景辉、曾炼弘、谢洁瑜等参与，尝试开展青年问题的问卷调查和访问调查。1984年党中央印发《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第一次提出“商品经济”、第一次提到“竞争”。为此，我们就想开展“改革开放与广东青年思想观念变化”调查，包括竞争观念、效率观念的调查分析。记得当时征求一些内地团干部的意见，他们认为“竞争”“效率”是刚刚提出来，主要由经济学家争议什么是“社会主义竞争”，什么是“资本主义竞争”，青年研究很难介入，建议我们放弃这些内容，主要围绕青年的学习需求、就业需求、婚姻需求等进行调查研究。我带着学生反复商讨，感觉在改革开放前沿的广东省及时抓住“竞争观念”“效率观念”进行调查分析是非常必要的。因此，我们就开始具体的调查。一是利用周末时间、早晚时间出去广州市做调查，为此我还特地带着学生义务帮广州“第一个体户”荣志仁卖早餐，一毛钱一份的肠粉，五分钱一份的白粥，卖给早上上学的中小学生，从而感受商品经济和市场竞争。二是利用寒假，学生回到家乡所在地发放和回收问卷，特别是发放并回收在深圳经济特区、珠海经济特区、汕头经济特区、江门沿海开发区、湛江沿海开发区等地的青年调查问卷。不料，这一次青年调查的系列文章，引起关注和重视，也奠定我一生理论研究的基础。一是《光明日报》《中国青年报》、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社会调查与研究》（《社会学研究》的前身）、上海《社会科学》等刊登了我们的系列调查文章。对于刚刚大学毕业不久，25岁左右的我是非常大的鼓励。二是凭着调查报告投寄给研讨会征文，应邀参加《光明日报》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联合举办的“经济体制改革与社会变迁”学术研讨会，见到费孝通先生等社会学老前辈和袁方老师、陆学艺老师等，也参与中共中央研究室有关同志在会议间隙的小型交流，还聆听郑杭生、王思斌、李强、孙立平等老师的发言。这些交往交流，对于激励我坚持青年研究、坚持基层调查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三是我们的调查报告入选共青团中央研究室编辑、山东人民出版社1986年出版的《青年工作调研文集》。据说这是全国共青团改革开放后第一本公开出版的调研文集，胡锦涛同志、王兆国同志分别撰写序言。一次小小的问卷调查，收获这么多成果，是我从未想到、意料之外的。为此，我要特别感谢广东，特别感谢学生。广东省的率先对外开放、改革创新，为我们的青年研究提供沃土；团校大专班学生的参与调查让我能够获得详实的资料，面向全国交流分享。
广东省是当代中国志愿服务的发源地之一，1987年广州“手拉手”志愿热线、1990年深圳“义工联”志愿社团的骨干志愿者，有不少也是团干部、也是优秀青年，我有些是认识的。但是，我当时主要研究团工作和青年发展，没有太关注志愿服务。直到1993年，我在深圳开会的时候，与一位志愿者（在深圳成为“义工”，佩戴《义工证》接待）交流得知，这是一位兰州大学毕业的女孩，因为对内地“舒适而单调”的机关工作不满意，就跳槽来到深圳特区谋生，进入外资企业从车间岗位做起。在务工过程中，她发现当时外资企业劳动保护制度极其不健全，外来青工的权益缺乏合理维护。因此，她就打110电话询问如何帮助务工青年。110介绍她找深圳义工联（志愿者联合会）帮忙。在与义工联沟通的过程中，义工负责人发现她很热情，就介绍她加入志愿组织，成为一名义工（志愿者）。很多年后，这位女志愿者说，“人的青春会变老，人的美貌会消逝，但是做志愿者的美丽是永远都在的，是心里一直都有的”。这些话语引起我对志愿者和志愿服务的关注，不断了解相关素材。直至今日，我都认为接触志愿者、了解志愿服务是我的幸运。正如最近我撰写一篇文章《疫情防控中更要彰显志愿精神的光辉》提出“奉献是一种态度，友爱是一种情怀，互助是一种行动，进步是一种成长。”不论是年轻人还是老年人，不论是男人还是女人，不论是教授还是企业员工或乡村农民，在参与志愿服务的时候都获得心灵的充实和思想的启迪。
共青团中央、中国青年志愿者协会推动青年志愿者行动的发展，面向社会倡导新风尚、展现新关爱。这时候，我逐渐将调查研究的重点放到青年志愿者组织，关注和追踪志愿服务过程。印象最深是1995年第一次接受深圳团市委、深圳市义工联的委托，开展《中国社会转型时期的志愿服务——以深圳市义工联为研究案例》的课题。我们联系了很多志愿者朋友，查阅了从1990年到1995年的《义工报名表》。那时候还没有电子版，都是志愿者一笔一划填写的，非常真实、非常有个性。其中，有一位女志愿者在填写参加志愿组织动机的时候，写下一段话。我反复浏览、感触万千，后来多次讲课交流都引用这段话——“因为我有慈祥的双亲，我希望天下老人都安度晚年；因为我有活泼的儿子，我希望天下儿童都有快乐童真；因为我有恩爱的家庭，我希望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为此，我报名做志愿者，愿意帮助社会他人。”从这一段话里面，我既感受到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宗旨的影响力，也感受到中华传统“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文化内涵的影响力，但是运用了青年志愿者的亲切朴素语言，反而特别感动人、特别激励人。于是，我就参加了青年志愿者协会，从会员做到理事，最终做到中国青年志愿者协会副会长，参与推动青年志愿服务理论研究事业的发展创新。并且与很多专家学者、志愿者骨干一起努力，将青年志愿服务融入社会创新、社会治理、社会文明、社会保障，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我在团校的教学科研生涯中，2008年是非常值得纪念的年份。国家经历大事件，我也参与大事件的志愿服务观察和研究。第一件是“5.12”汶川大地震灾后服务。我5月18——22日在上海参加老年服务与志愿服务交流会，20日接到通知立即赶回广东，作为团省委、广东省青年志愿者协会派出的第二批志愿者队伍——广东省大学生心理志愿服务队伍的专家顾问，5月21日飞往四川参与志愿服务。当时，将大学生志愿者安置在四川人民医院等几个主要医院，为收治的灾区病人提供服务。安排妥当之后，我就承担灾区志愿服务研究的任务，前往都江堰、映秀、彭州、北川、青川、江油、安县等考察了解志愿者的服务情况。记得经过一个小城市，我正在广场寻找车辆跟进灾区考察。这时候，有人召唤，“救灾物资来了，志愿者帮忙卸下来进行转运。”在场的人就把我也拉去做志愿者了。我没有解释，与其他工人、农民、志愿者一起搬运救灾物资。当时，我撰写了一篇《教授也做搬运工》的小文章，谈起当时的感受。确实在灾区服务的时候，根本没有时间考虑你是工人还是教授，需要帮助做什么就做什么，最快才是最有效的。搬完物资之后，我跟随一部车运送救灾物资去小鱼洞镇，车上司机聊天的时候知道我是教授，就夸了我几句。说我没有架子，愿意帮人。回来之后，我撰写了《爱在中国——“5.12”汶川大地震灾后服务亲历记》，记叙了许多解放军、医生、志愿者的感人故事。第二件是北京奥运会志愿服务研究。正在我参与汶川大地震灾后志愿服务及调查研究的时候，接到北京奥组委志愿者部的电话，邀请我参加联合国志愿人员组织与北京奥组委志愿者部合作的研究项目，撰写奥运会志愿服务的研究文章。我因为赶着要下去灾区调查，当晚就列出文章提纲发给志愿者部。过两天，志愿者部再来电话，说领导审阅我的提纲，感觉质量较好，同时提出进一步的邀请，让我担任研究项目结集出书的主编之一。我就高兴地答应了，从四川回来赶紧完成论文，参加研讨会，审稿编辑和出版书籍。这本丁元竹（中央党校教授）、魏娜（中国人民大学教授）、谭建光（广东团校教授）主编的《北京奥运会志愿服务研究》对后来各类国际赛会志愿服务都有参考价值。第三件事是非常感谢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学报的周晓燕教授，选中我们撰写的《中国社会志愿服务体系分析》一文发表，并且推荐给《新华文摘》获得转载，在社会上产生较大的社会影响。从那时起，我先后有5篇论文被《新华文摘》全文转载，获得学界与社会的认可。为此，我特别感谢《新华文摘》的领导和编辑，也特别感谢刊发我论文并推荐给《新华文摘》的编辑。有些编辑老师多年都没有见面，只是通信或网络交流，但是对于我们探索和研究所给予的支持，非常令人感动。可以说，2008年是我团校教学科研的新起点，在汶川大地震灾后志愿服务中感受人性的坚强和美好；在北京奥运会志愿服务研究中感受人类的友善和融合；在志愿服务理论研究和实践调查中深化拓展自己的认知水平。
由于我担任北京奥运会志愿服务研究专家的经历，广州亚组委志愿者部就找到广东省团校合作建立“广州亚运会志愿服务研究中心”，聘请我担任中心主任。这是一个开放的中心、创新的中心，当时联合了北京、上海、广州等地的160多名专家学者、专业人士，开展亚运会志愿服务理论研究，协助策划亚运会志愿服务的文化形象、文化产品。那时候，我将助理推荐给广州亚运会志愿者部宣传部做志愿者，我也三天两头跑去亚组委志愿者部参与宣传策划工作，真正是“五加二”“白加黑”，日夜连轴转开展志愿服务研究策划。除了组织课题、策划品牌之外，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帮助亚组委志愿者部沟通，通过北京奥组委志愿者部人员联系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联合国志愿人员组织，共同合作在北京的“国家会议中心”举办“奥运亚运·志愿生活”国际论坛，邀请国际国内专家到广州举办“亚运志愿者”国际训练营。尤其是2010年11月12日广州亚运会举办期间，联合国“广州亚运会志愿服务观察团”的专家抵达广州进行考察分析，记录志愿服务情况，提供建设性意见。孙葆丽教授、张晓红教授等非常认真地深入赛场、站点等观察，提出许多富有价值的意见。特别是资深专业志愿者叶如陵，作为年届古稀的医疗志愿者，坚决不肯入住亚组委安排的酒店，一定要入住到赛场的志愿者宿舍之中，一住就是七天。他说，“我是来观察分析亚运会志愿服务的，只有住在赛场宿舍才能够了解真实情况。另外，我是医疗专家，在赛场可以随时为运动员和志愿者提供服务。”我们作为接待方人员都被叶如陵老师所感动，这才是真正的志愿精神。在亚运会期间，我们还筹划收集资料、深入研究，编辑出版“广州亚运会志愿服务成果转化丛书”，留下了国际赛会的宝贵遗产。
在2018年夏天，中宣部、中央文明办的同志打电话来说道，“谭老师，我们上网搜寻农村志愿服务的研究材料，发现非常少，但是有你们一本《中国农村志愿服务发展报告》。可是只有书名，找不到书，你们还有吗？”这是多年前出版的书籍，我迅速让助理快递两本到北京。过后才知道，这是配合党中央开展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试点工作，面向乡村社区宣传普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聚群众、引导群众、以文化人、成风化俗。当年12月，中央文明办安排我们多位专家为全国文明实践志愿服务培训班授课。由此开始，我先后到了20多个省市自治区、80多个县区、160多个乡村社区进行调查辅导。一方面，我们配合中央要求，配合中宣部部署推进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服务，为许多试点县区和镇村的基层干部、志愿者骨干提供专业指导，作出专家的贡献；另一方面，这恰恰是我们走进乡村、走进社区，深入了解中国国情和群众生活的良好机会。我感觉“3年超过30年”，即这三年我深入的农村村庄、城镇社区，比过去几十年加起来还多。因为，过去总是走马观花，匆匆忙忙到一个省、一个市，开完会、讲完课就打道回府，极少深入乡村社区与群众交流、与志愿者沟通。现在，每到一个地方，都必须到镇村里面，与志愿者一起讨论服务项目和服务路径，一起深入群众中间了解困难与需求。记得到贵州省龙里县洗马镇平坡村打朗寨与苗族同胞一起唱歌跳舞、愉快交流；也记得到内蒙古自治区兴和县朱家营村与村干部一起盘腿在炕上吃饭交流。这些时候的见闻与收获，远远不是在书斋里可以获得的。所以说，我非常感谢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服务，让我在全国各地调查辅导、讲课咨询的过程中“知民心、贴民心、暖民心”，努力成为志愿服务领域的“中国通”。
随着我的研究领域拓展到志愿服务、社会工作、社区建设、社会治理等等，配合党建引领、文明实践、乡村振兴、生态环保等开展各种教育辅导，投入团工作和青年研究的时间精力一度减少。但是，在临近退休的这几年，突然增加越来越多的青年研究任务，也促使我回归团校工作的初心。一是党中央、国务院印发《中长期青年发展规划》，成立国家青年发展专家咨询委员会，经中国青年志愿者协会推荐，我成为专家成员之一。因此，近年来我较多关注和研究“志愿服务与青年发展”。二是共青团中央成立“共青团与青年工作高端智库”，经中央团校推荐，我成为智库专家之一。为此，更多关注群团改革与青年志愿服务的创新发展。多了这两个“专家”的身份，我有更多的机会与“90后”“00后”“10后”青少年接触，从他们身上感受新一代人的智慧和力量，也撰写了中学生志愿服务、红领巾志愿服务发展路径等文章，提供团组织、志愿组织参考借鉴。其实，“青年”概念的跨度非常大，联合国认为青年是45岁以下，我国劳动力统计青年是35岁以下，共青团组织界定的青年是14——28岁。除了这些因素以外，不论处于任何年龄段，心态的年轻非常重要，心理的青春期才充满创造活力。为此，我最近正在探究“中国城市活力：志愿服务与青年发展”的课题。一方面思考志愿服务越来越普遍，对于青年参与的吸引力在哪里，带来的城市发展机遇是什么；另一方面分析青年在志愿服务中发挥哪些活跃性与创新性，为城市志愿服务的提升带来什么价值，为城市生活的提升带来什么价值。虽然我已经退休、进入老年，但是关心青年、研究青年，也让我的心里充满青春活力。
我从广东省团校退休的2020年，非常特别、印象深刻——遇上了新冠疫情冲击，面临着“防疫”“抗疫”“防控”“防范”“隔离”“居家”等等新词语、新状态。记得2020年1月19日，我先后去贵州省龙里县、海南省美兰区调查辅导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服务，回到广州之后就从新闻报道中听到钟南山院士说的“肯定有人传人”。马上就进入艰难和漫长的疫情防控状态。我临时取消了很多的出差行程，也取消了亲友春节聚会的安排，从1月中下旬到4月底都没有离开生活小区，按照要求居家防范。但是，作为青年研究者和志愿服务研究者，我非常关心武汉防疫志愿服务以及各地区的防疫志愿服务，也从许许多多志愿者、志愿组织的微信交流中获得信息、交流辅导。这样，我就发动社志会会员、广东省团校教师，收集防疫志愿服务资料之后，撰写科学防疫、精心服务的指导文章，在“社志会”公众号发布，获得《光明日报》《中国青年报》“学习强国”“中国文明网”“共青团新闻报道”等许多报刊媒体、网络信息的转载，在全国产生良好的反响。我们统计了一下，从2020年1月26日到4月30日，前后100天左右的实践，“社志会”公众号发出46篇科学防疫和抗疫志愿服务的辅导文章，几乎每两天就发出一篇，对全国志愿者有及时的指导作用。我在春节大年30晚上撰写的《这个春节：防疫志愿者可以做的10件事情》推文，非常短小，但是很多志愿组织转发；大年初六撰写的《防控新冠疫情：志愿服务的10个参考案例》更是在各地志愿组织网站转发，对广大志愿者有启迪和帮助。这几年来，我在做好新时代文明实践调查研究和青年志愿服务创新探索的同时，也一直为疫情防控志愿服务提供科学指导。今年即2022年3月中旬，我从北京参加中宣部一个小型会议回来，就感受到吉林省疫情、上海市疫情的严峻性，也看到全国各地疫情多点散发的严峻形势。为此，我先后撰写《人民至上、生命至上，致敬防疫志愿者》《疫情防控中，志愿者需要理解和支持》《做好新时代文明实践与疫情防控志愿服务的相互促进》《疫情防控中更要彰显志愿精神的光辉》等文章，提供“社志会”公众号发出之后，获得中国青年志愿者网、《中国青年报》公众号、《精神文明导刊》公众号、“上海文明网”以及各地网站、志愿组织公众号的转载，为防疫志愿者提供关心和激励。从团校退休以来，我的生活安排常常被新冠疫情所打断，但是开展志愿服务研究、青年研究，提供科学指导和帮助的热情没有中断，一直在路上、一直在努力。
在广东省团校工作生活的日子，“38年过去，弹指一飞间”（岗位工作时间1982年——2020年正好38年）。我还有一个非常特殊的经历，就是不仅仅没有“跳槽”换单位，在校内也没有“跳槽”换部门。不论是做专职教师，还是做系室主任，从“青年工作教研室”到“青年学系”“社会工作系”“青少年与社会工作系”“青年公益与志愿者学院”。几十年来名称更换了很多，但是部门仍然是那个部门，岗位仍然是那个岗位。我想，自己确确实实是践行了“螺丝钉”精神，扎根一个岗位深耕和钻研，总是会有收获的。最后，作为将青春年华和职业生涯奉献给团校，一生在团校成长和贡献的“老人”，总结团校人最重要的品质就是“坚信、坚毅、坚定”：一是坚信。即坚信党的宗旨和团的目标，就是为人民服务，为青年成长服务。只要是怀着这种愿望和动机，不论遇到什么困难和挫折都不会放弃努力，不论遇到什么其他诱惑都不会放弃初心。二是坚毅。任何奋斗都不是一帆风顺的，会经历艰难、磨练，还会有失误、偏差。最关键是团校教师要有毅力、要有耐心，认定的目标，想清楚的事情就要克服艰难险阻走下去、做下去。记得1984年我选择做青年竞争观、效率观调查的时候；1995年选择做志愿服务调查研究的时候；很多人不知道是什么，也劝说“太冷门了，换个方向嘛”。我们不断克服困难，一点一滴推进，就确实取得成果，产生社会影响。三是坚持。人生几十年，工作几十年，在人类历史上只不过是沧海一粟。然而，团校教师坚持“让国家更富强、让人民更幸福、让青年更阳光”的目标，不断调查研究、不断咨询辅导，就能够作出自己的贡献，能够成为一个领域的专家，能够收到人民群众的喜爱。我最高兴的就是到全国各地的县区、镇村，不论是基层干部、志愿者骨干还是城乡群众，与我交流的时候说“爱听、有用。”这就是社会对我最好的回报，也是群众对我最好的奖赏。因此，团校教师要仰望星空、脚踏实地，不好高骛远、不心猿意马，而是扎扎实实做好自己的教学科研，并且将平凡的工作与祖国富强、人民幸福紧密结合，就一定有所成就、一生引以为傲。这是一个团校人的点滴回忆、零星记录，提供大家分享交流，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