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暨大情·志愿行——暨南大学中文系毕业40周年的感悟
谭建光
人生短暂、时光流逝，不经意间就到了我在暨南大学中文系毕业40周年的日子。从四年大学学习到四十年勤奋工作，再到退休的社会参与和家庭生活，历历在目、久久难忘。
01.我人生的四个关键节点
回顾我的一生经历，有4个年份特别关键、值得记忆。第一、1960年，我的出生。 ——我出生在湖南省茶陵县的湘东钨矿。那是上一辈人记忆难忘的“苦日子”，三年自然灾害的欠收，加上全国“大跃进”、公社“大锅饭”造成的缺粮，还有苏联撕毁合同强索赔偿的欠债，使得家庭生活异常困难。我父母20世纪50年代后期从泰国回来参加新中国建设，就到了湖南大山里的矿山。关于“苦日子”这些事情，我并没有突出的感受，但是父母经常讲述，就让我留下深刻印象。第二、1978年，我的大学。 1978年——我高中毕业，有幸迎来恢复高考，考上了暨南大学中文系。那时，我们家从湖南回到广东省增城县的派潭矿，我是当年派潭公社高中毕业生中唯一考上大学的，也是增城县应届高中毕业生中两名考上大学的。暨南大学的四年学习生活，不仅仅让我学到了知识，而且在与老师同学的交往中培养社会视野、增长生活经验，走向成长成熟。第三、2008年，我的骄傲。 2008年——我有着最特殊的经历。由于北京奥运会的契机，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联合国志愿人员组织与北京奥组委志愿者部、北京市志愿者协会等合作，选拔招募“北京奥运会志愿服务研究与培训专家”，我荣幸成为专家之一，为北京奥组委志愿者部秘书处的志愿者授课，为高校报名参加奥运服务的志愿者授课，参与主编《北京奥运志愿服务研究》一书。因此，随后还参与广州亚运会志愿服务、深圳大运会志愿服务的研究和培训，这是人生的新经历、新起点。第四、2020年，我的难忘。 2020年——我光荣退休的年份，遇上了新冠病毒疫情的传播，这是全国乃至全球抗击疫情的难忘时刻。这是工作这么久以来，我第一次困在家中，无法外出调查研究和授课传播。然而，我利用网络的途径，配合中央和国家的号召，撰写文章、提供思路，为各地区志愿者和志愿组织参与防疫志愿服务提供专业支持。我们“社志会”公众号，在2020年2月——4月的100天之中，发出47篇指导和激励志愿者参与防疫服务的文章，几乎每两三天就发出一篇，其中有将近30篇是我撰写的。临近退休之际，我再次为社会大众、为志愿者作出了贡献。
02.“偶遇”的暨大中文系
回想起来，暨南大学中文系成为我的求学之地，真是非常幸运的“偶遇”。我的中小学都是在“文革”中完成的，其实没有学到多少文化知识。改革开放后，恢复高考，我刚刚上高二毕业班（当时高中读两年），仓促复习考试，成绩过了本科线，但是并不是特别理想。恰恰因为我父母是泰国归国华侨，我作为华侨子弟加了10分，就通过了暨大中文系的招生分数线。入学之前，我不知道暨大是什么学校，也不知道中文系学习什么。四年的求学和生活，暨大中文系让我从青葱少年成长为有志青年，影响了我一生的努力和奋斗。每每回想都记忆犹新、感激不尽。
第一、暨大校园情。
记得新生入学的第一天，我就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由于暨南大学招收的有内地学生，也有港澳台学生，还有海外华侨学生，相同的都是中华血脉，不同的有各种观念和习俗。单单是从服装就看出差异了。当时刚刚“文革”结束不久，内地学生特别是男生，穿的服装要么是最流行的黄色解放军军装、灰色的新四军军装（不是真的军装，是仿照样子做的，没有肩章的衣服），或者是蓝色工人服等等，款式非常单调。但是，海外华侨同学、港澳台同学，穿的服装五颜六色、千奇百怪，让我们耳目一新。从这个时候开始，暨南大学就是在碰撞、交织、沟通、融合中发展，我们也成为思想解放、观念创新的第一批得益者。还有，让我特别自豪、特别难忘的是1978年暨南大学恢复办学第一届开学典礼是10月16日召开，时任广东省委主要领导习仲勋同志等亲临典礼并讲话勉励。这一天恰巧是我的生日，我是1960年10月16日出生的。在我刚满18岁成年的时候，就收获入学暨南大学、参加开学典礼的珍贵礼物，的的确确是终身难忘。其实，暨南大学刚刚复办的时候，百废待兴、因陋就简，教室很简陋、书本很简陋、操场很简陋，暨大还要和军医大学共享一个校园（后来军医大建成新校园搬走了）。我们却不计较这些，非常热情、非常自觉地学习和交流，奠定了一生的发展基础。
第二、系部同学情。
我记不起来是怎么报读中文系汉语言文学专业的。我中小学的时候文学并不好，倒是当过红小兵大队长、红卫兵大队长，对政治有些兴趣，但是也认识不深。那时候填报志愿的时候，就是看什么专业接近分数要求，糊里糊涂进入了中文系。然而，迄今为止我都特别感谢暨大中文系对我的教育和训练。说真的，那时候中文系第一届有两个班，很多同学是有工作经历才考大学的，并且是怀揣着文学梦想来读书。他们学知识快、理解力强、作品很多、才华横溢。著名诗人汪国真就是那一届暨大中文系的。像我这种来自矿山农村、刚刚高中毕业的“小毛孩”，应该没有引起老师的关注，属于普普通通的学生。但是对我们来说，一方面暨大中文系很多教师力求解放思想、创新思维的讲课尝试，一直指引和影响着我们。因为有海外华侨学生、港澳台学生，老师的讲课如果保守和死板，就会收到许多同学的批评和意见，这就促使老教师和中青年教师都勇于思考、敢于创新。另一方面中文系同学的讨论让我收获更大。我在中小学学习的时候都习惯“一言堂”和“绝对化”，对就是对、错就是错。当内地学生与海外华侨学生、港澳台学生一起讨论交流的时候，就发现在坚持真理的前提下，还可以有多种思考和选择。
记得有一次同学们热烈讨论戴厚英的小说《人啊，人》。内地的学生特别欣赏、特别激动，发表了很多意见。这时候，睡在我下铺的香港同学张钊贻同学冷不丁说了一番话，让大家猛然醒悟、思考更深。钊贻说，“人道主义（这本小说特别强调人道主义）的作用有限。人道主义看起来很好，就像鸡蛋；专制主义却是石头。单单用人道主义对抗专制主义，正如‘鸡蛋碰石头’，一定是头破血流。”我们就问，“那要怎么办呢？”钊贻同学说，“要靠法律。法律是铁锤，可以砸碎专制主义的石头”（对于张钊贻同学的原话，我可能记得不太准确，但是这个比喻和解释对我一辈子都有启发）。这样一种自由自主、发散灵活的学习讨论，就培养了我坚持独立思考、坚持探索创新的品格。
还有一件事，我要特别感谢暨南大学中文系的。当时，我们学生心怀抱负、蠢蠢欲动，撰写诗歌或者小说。我根据在矿山和农村的生活经历，写了一首诗歌的草稿，诗歌名字叫什么，现在忘记了，但是里面有一句“我挑着一个破鸡笼，走在傍晚阳光余辉的田埂上。”1979年正好有一段时间左倾回潮，要抓“小白桦（右倾作家）”的典型。一些人就说我的诗歌把“社会主义金光大道”与“破鸡笼”并提，居心莫测，上纲上线，要上报批判。时任暨南大学中文系党总支书记的张德昌老师，看到材料以后，说，“这就是描写在农村生活的比喻嘛。哪有什么政治动机？”从而保护了我，也保护了很多我们班的同学。后来，听说张德昌老师做到暨南大学党委书记，也是这样坚持真理、通情达理，赢得很多老师和学生的信赖。很多年后，我回校参加庆祝活动，张德昌书记退休多年了，我说起这件事，张书记早就不记得了。但是，我铭记一生、感激终生。也许，暨南大学中文系，与北京大学中文系、复旦大学中文系等比较，不是最有名气、最有水平的。然而，暨大中文系思想解放、创新活跃的氛围，一直是我们认为非常好、非常难忘的，也是培育我们成长的特殊土壤。
第三、宿舍兄弟情。
我们暨大中文系“203”“305”宿舍的兄弟情，不敢说是大学同学宿舍中“最牛”“最铁”的；但一定是各种宿舍文化中“最亲切”“最温馨”“最浓厚”“最难忘”的。刚刚入学的时候，我们住在“明湖”后面山顶的宿舍“203”房；三年级的时候搬到文学院宿舍的“305房”。宿舍同学之间来自天南海北，却结下深厚和浓烈的情谊。我先介绍宿舍的几位同学，由于那个时候没有区分境内境外，大家都是混合住宿，我们宿舍是三位内地同学，三位港澳同学。其中有四位大哥，都是有工作经历再来读书的。
第一位是香港回来的张钊贻同学，睡在我的下铺，交流交往较多，也是我的领路人。钊贻年轻时候在六七十年代是香港“左派”青年，后来静下心来读书提升，在暨大中文系的时候集中精力研究鲁迅的思想与文化，发表了创新成果，现在是很有成就的学者。
第二位是早年归国华侨并在内地当兵、退伍和工作的杨启光大哥，让我们感觉非常严肃认真，读书期间热衷于汉语研究，后来成为有成就的专家。
第三位是简小滨大哥，他父亲是延安时期的文艺工作者，本人下过乡、进过工厂，很有思想见识，也是我的领路人，后来研究文学评论非常有成就。第四位是谢金叶大哥，在香港工作后想继续学习，读书期间更关注和思考报刊杂志的发展，后来成为非常有经验的编辑报人。
另外就是两位“小弟”了，一位是香港回来读书的司徒劲、另一位就是内地来读书的我（谭建光），我们在1978年都是18岁，司徒劲大几个月。司徒劲虽然读中文系，但是非常喜欢画画，志向是当画家，他带我浏览了当时很新潮的印象派等画册，让我开了眼界（其实还有一位宿舍同学，是越南归侨，但是开学不久就去了美国。所以，杨启光大哥就住进来了）。
我们这个宿舍有点不太一样，不是特别追逐热点、热潮，而是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一方面各自学习、不断领会；另一方面经常讨论、交流切磋。其实，我原来是一个追逐热点、热潮的人，中小学的时候还经常因为太年轻，没有赶上参加红卫兵“大串联”而遗憾、后悔。然而，进入暨大中文系之后，在宿舍同学的影响下，我也逐渐静下心来，潜心学习，为今日的努力和成绩培养良好的习惯。毕业之后，简小滨、司徒劲到美国求学和发展，张钊贻先回香港工作后来到澳洲的大学发展，谢金叶在香港的报业发展；杨启光留校暨南大学教学，我到了广东省团校做青少年研究和志愿服务研究。虽然分赴不同的国家、地区，也从事不同的职业工作，但是“203”宿舍的同学们一直在相互鼓励、相互支持，走稳走好人生路。
第四、侨生传承情。
我在暨大毕业以后，既没有从事文学工作，也没有做学科性研究，因此与暨大的联系很少。但是，近年来伴随志愿服务的兴旺，随着青年一代对于志愿服务的热情和执着，我反而与暨大的新生代有了联系、有了交往。曾经为暨南大学、华侨大学的志愿者讲课，评审和辅导学生志愿服务项目。暨南大学一批年轻教师带领博士、硕士推动的“声海”志愿服务项目，一方面深入基层县区，帮助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融媒体中心做好创新探索，运用时尚新颖的方式方法，将新时代新思想传递到乡村社区、家家户户；另一方面收集和整理来自城市和农村的创新故事、关爱故事等，发挥华侨学生、港澳学生的开放视野优势，用世界通用、国际同行的语言讲好“中国故事”，让各国政要和民众了解中国、喜爱中国。我作为中国志愿服务交流会暨项目大赛评委、全国志愿服务“四个100”评委等，多次观摩暨南大学志愿者的“声海”项目，也多次与项目团队交流，帮助提出改进建议，帮助联系基层合作等等。我感觉自己作为暨南大学的“大师兄”也能够发挥一些积极作用，心里非常高兴、非常满足。
03.“倾情”的志愿人生路
1982年暨南大学毕业之后，我既没有从事文学创作，也没有从事文艺评论，而是到了广东省团校从事青少年研究与教育。因此，不知不觉又一次人生转换。其实，我是逐渐接触和开始志愿服务的研究与传播之后，再次开启人生的意义，就奉献了一生，很有价值感。
第一、珠江三角洲：志愿服务的生机活力。
我是“误打误撞”进入志愿服务领域的。刚刚改革开放，我大学毕业的时候，还没有正式的“志愿服务”说法，但是有原来的“学雷锋、做好事”。然而，一方面，广州、深圳等开放前沿地区，通过与港澳交流、与外国交流，了解志愿服务并且引进来探索发展。1987年广州市出现全国第一条“手拉手”志愿服务热线电话，早期志愿者中有我认识的青年；1990年深圳市成立全国第一个注册志愿者社团“义工联”，志愿者成员中有我的朋友。1995年共青团深圳市委、深圳市义工联邀请我带队开展“中国社会转型时期的志愿服务——深圳市‘义工联’发展调查研究”，让我有机会深入接触志愿者、深入访问志愿者，被他们感动、被他们激励，从而作为我一生的研究和传播重点。可以说，是珠江三角洲的志愿服务“热土”滋养了我的学术生涯。
第二、国际赛会：志愿者的练兵亮相。
我参与国际赛会志愿服务的研究与传播，也是非常偶然的事情。因为，我从20世纪90年代到21世纪初期，主要的志愿服务调查研究区域是珠江三角洲地区，以及粤东西北的一些乡村社区，对于奥运会等了解不多、关注不够。但是，2004年我接到北京奥运会志愿服务筹备小组邀请信，让我撰写奥运会志愿服务的文章，参加2005年6月5日的北京奥运会志愿服务启动仪式暨“人文奥运国际论坛”。我还纳闷，我没有专门发表过关于奥运会的文章，为什么会联系和邀请我。经过询问，原来是筹备小组有工作人员在2003年参加“亚太非营利组织论坛（在京举办）”听到我的小组演讲，提及珠江三角洲地区乡村志愿者关心北京奥运会，希望报名参加奥运会志愿服务的案例，为此就设法联系我了。后来，我应邀参加联合国志愿人员组织与北京奥组委志愿者部的合作研究项目，与丁元竹教授、魏娜教授一起担任《北京奥运志愿服务研究》一书的主编；2010年也接受联合国志愿人员组织的邀请，担任联合国“国际志愿者年”10周年的中国研究专家之一。由于这个契机，广州亚运会志愿者部邀请我担任“广州亚运会志愿服务研究中心”主任，联系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联合国志愿人员组织等，筹办“奥运亚运、志愿中国”国际论坛，举办“广州亚运会志愿者领袖国际训练营”，邀请联合国观察团观摩广州亚运会志愿服务等。
其实，我一直没有将主要经历放在国际赛会志愿服务和国际志愿服务（主要经历仍然是研究中国社区志愿服务、农村志愿服务和青年志愿服务），只是做牵线人、联系人和筹划人，但是从中学习和了解国际志愿服务，很有收获。
第三、应急救援：志愿组织的攻坚克难。
我真正投身和参与应急救援志愿服务的研究，是2008年“汶川大地震”灾后救援期间。“5.12”汶川大地震之后，我20日接到通知，21日带队飞往成都。广东省志愿者联合会安排我担任“广东省大学生心理救援志愿服务队”的专家，陪同志愿者前往灾区提供服务。在将大学生志愿者安顿在各个医院为地震受伤群众提供辅导和帮助之后，我就前往都江堰、映秀、德阳、北川、青川、江油、安县等进行灾后志愿服务的调查，面向社会传播。根据当时的记叙，我整理出版了《爱在中国——汶川大地震灾后服务亲历故事》，时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的周铁农先生，在序言中说，“我们能不能把这次灾难的‘非常态’中爆发出来的人性之美、人情之美，变成一种稳固的新价值和新伦理的‘常态’。”其中，有两件事情印象特别深刻：一件事情是“教授也做搬运工”。记得是在德阳市的时候，我经过红十字会的救灾物资运送现场，原本是调查和访问志愿者的，工作人员看到所有人，包括我在内，就说，“赶紧帮忙搬，要运到重灾区。”我就放下背包，与很多志愿者一起搬运救灾物资，虽然有点累，但是很充实、很自豪，感觉自己实实在在为抗震救灾做了一些贡献。另一件事情是“青川孩子的‘标语’”。我找到一辆运送救灾物资的大货车，跟着司机赶去青川县重灾区。当时有一条比较平坦的道路被地震震断了，就绕著弯弯曲曲的山路前去青川。途径几个小小的村庄，四五个农村小孩拉着一条小横幅、小标语，大声喊“解放军好、志愿者好，辛苦了！”我不知道是不是大人教他们说的，但是在偏僻山路上、在偏僻村庄边，听到这种喊话，还是非常激动的。
其实，我仅仅是一名志愿服务研究专家，在抗震救灾服务中做不了什么事情，也帮不了什么大忙。然而，我十几天反反复复深入各个乡镇、各个村庄，记录下救灾服务的人物和故事，记录下自己的经历与思考。后来，在2020年武汉乃至全国的抗击新冠疫情志愿服务中，我作为专家“足不出户”也义务为各地区的志愿组织提供咨询和指导，也就是出于良心与责任。其实，最重要的不是我有什么觉悟，而是看到很多志愿者的勇气和奉献，被他们感动，被他们激励，我也愿意做一些事情。
第四、乡村社区：志愿服务的坚实基础。
随着年龄的增大，我越来越多回归乡土、回归草根。记得是2010年的时候，我获得一笔志愿服务基金会的资助，允许我自由选择研究方向。我感觉“农村缺乏志愿服务、农村需要志愿服务”，就自己前往全国各省市的一些农村调查访问，也组织一些大学生、硕士生调查研究，主编出版《中国农村志愿服务发展报告》，这是全国第一本公开出版的农村志愿服务报告，也是迄今为止唯一一本公开出版的农村志愿服务报告。中央和国家多部门的同志，就是因为查到这本书，邀请我给全国文明实践志愿服务培训班、全国农村志愿服务培训班等授课，也使得很多省市、县区邀请我讲课，并深入乡村辅导调查。
近三年来，我先后到全国70多个县区，150多个社区、村庄进行调查访问，积累了不少新的农村志愿服务发展资料，正在整理出版第二本《中国农村志愿服务发展报告——以文明实践与公益小镇为视角》。其实，我在暨南大学中文系毕业之后，在广东省团校（广东青年政治学院）教学之余，开展青年研究和志愿服务研究，就受到社会学与人类学的影响。20世纪80年代参加中国社会学会的年会，远远看到费孝通先生在主席台上，就特别倾慕、倾心学习。既阅读了费老先生的《江村经济》《乡土中国》等书籍，更多浏览和阅读费老先生晚年关于“江浙模式”“珠江模式”的调查，以及关于小城镇发展研究、“三边”地区以及老少边区研究、人类“美美与共”研究等论述。我感觉，费孝通先生的调查和研究，绝不仅仅是“为学术而学术”，而是为了中华民族的未来，为了全世界的美好未来。我们作为普普通通的晚辈，做不到这么伟大、这么睿智，但是可以做力所能及的努力，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04.暨大生活给了我什么
在我从暨南大学中文系读书毕业40周年之际，联想到从出生到退休，从学校到社会、从学术到行动，这是一种既简单又复杂的人生。简单而言，我很幸运，没有经历战争创伤，没有直接受到“文革”冲击（“文革”时期我年龄小，在学校读书）。复杂而言，毕业之后远离了中文系的专业，从青少年研究与教育，到志愿服务的研究与传播，从珠江三角洲地区的研究走向全国，再回归乡村社区。但是，不论走到哪里，不论做了什么，我的人生中都留下了暨大中文系的烙印。
第一、暨大是我的幸运。
如前所述，我是“偶遇”暨大的，我是“懵懵懂懂”走进暨大中文系的。因为太年轻，刚刚高中毕业，高考幸运有了较好的成绩，幸运有了华侨子弟加分政策，就进了暨大，开启学习和思考的人生。然而，暨南大学开放的学风，暨大中文系活跃的氛围，班级同学自由的讨论，宿舍兄弟们热情的激励，让我们真正感受到“为振兴中华而读书”的力量。
第二、暨大是我的启蒙。
我在进入暨南大学中文系读书之前，都是“单线思维”。因为“文革”的影响，学习知识不仅肤浅而且片面，思考问题只有“是非对错”没有“丰富多样”。应该说，像我这种“文革”结束后的所谓高中毕业生，都是知识“残缺不全”、思想“机械单一”的。在暨大就读的时候，不论是哲学老师的“甩开”教材，启迪思考；还是文学老师的“放开”禁锢，鼓励放飞；或者旁听各种美术讲座、艺术观摩的“眼睛一亮”“脑洞大开”；都让我这个来自矿山、农村的男孩“脱胎换骨”，成为独立思考、自主发展的新人。我想，几十年来，不论在志愿服务研究领域，还是在青年发展研究领域，我能够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成为志愿者的朋友，也做出有价值的事情，就是得益于暨南大学中文系的开放、包容氛围。
第三、暨大是我的力量。
我考入暨南大学中文系的时候，对于暨大没有很多的了解，也没有很深的印象。但是，时间流逝反而越来越关心暨大的历史，关心暨大中文系的经历。百年暨大、铿锵侨校，为中华复兴、为民族救亡、为侨胞发展、为美好社会不断探索前行，也激励一代代暨大人奋斗奉献、建功立业。我们只是普普通通的毕业生，只是普普通通的校友，但是在暨大先辈的引领下，在同门师兄的带领下，为中国发展和人民幸福作出贡献。我想，我之所以选择志愿服务作为研究与传播领域，甘愿为乡村社区的志愿者提供帮助支持，不断为志愿服务组织呼吁发声，也就是得益于暨南大学的校风熏陶，得益于暨大中文系的学风陶冶。虽然没有能够从事文学专业，但是也能够勇于“为民请命”。这些，就是我的一些回顾、一些思考、一些感悟，提供大家分享。
